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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有表里山河之称，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三大主力挺进山西，八路军总部长期驻扎山西，并依托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创立了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三大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代理书记）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健全司法制度，包括检察制度的要求，三大根据地检察应运而生。

在人民检察红色教育展馆山西馆一楼的一处展柜，陈列着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兼检察长浦化人在1943年11月24日签发的一则101号通令，《通令》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县迅速汇报死刑案件审核表，其中指出了报送过程中存在的时效与质量问题，最后一句特别提到“不得草率，养成粗枝大叶作风”。历经岁月的洗礼，《通令》的内容有些模糊，但从革命前辈的文风见作风，时至今日对我们都很有教育意义。

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三大根据地检察工作旧址大多选在村里的古庙或是窑洞。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一项项检察权、检察制度规定相继而出。首先是检察官的职权，根据《晋察冀法院组织条例》规定，当时检察官的职能包括侦查、公诉、自诉等工作，重点是刑事领域。其次，在《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中，作出了类似抗诉性质的制度规定；在晋冀鲁豫边区出台的《关于公安司法部门工作关系的联合指示》，作出了类似司法机关之间协作、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意见时要提出确定刑等制度安排；在《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对限制人身自由等人权保障举措作出规定。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彭真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用法律形式明确规定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权，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从而最广泛地团结了敌后抗日力量，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也成为晋察冀边区具有根本法性质的纲领性指南”。1941年，彭真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报告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提出系统的新政权建设的思想，其中的基本观点仍在现行的宪法中得以清晰体现。

在彭真同志法制精神的推动下，根据地的检察人员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将晋察冀边区打造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如今，跨越数十载，彭真同志法制精神依旧闪烁着光芒。在彭真同志的家乡，侯马市检察院深挖其法制思想内涵，打造了“寻真”检察文化品牌，获评第三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文化品牌。

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了封建及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等。但也有不少人抗拒土改，试图破坏土地改革的成果。为此，人民法庭设立，处理一切违反土地革命及农民利益的案件。时任太谷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张耀曾就因抗拒土改被检察人员提起公诉，经华北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山西旧机构进行接管，审查处理国民党反动势力。同年7月，《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暂行办法（草案）》颁布，规定特别法庭检察处设首席检察官1人，检察官2人，首席检察官和检察官承担预审、侦查、公诉、辩论等任务。这一阶段，戴炳南、仵德厚反革命案、白志沂、杨贞吉、续如辑、薄毓相反革命案的办理影响甚广。

1948年10月，太原战役打响，太原被人民解放军包围，阎锡山向蒋介石致电告急。蒋介石为给阎锡山打气，当即指令黄樵松部队支援太原。在太原经过两次战斗后，黄樵松亲眼目睹人民解放军锐不可当，加上我军政治攻势，黄樵松就与派来的解放军代表晋夫商定了起义计划。计划尚未执行，就被人告了密。告密的人正是他的部下、与其私交甚密的戴炳南、仵德厚。阎锡山闻讯后又恨又怕，不久后便诱捕了黄樵松军长，搜捕抓获了晋夫娃娃王妃，将其押往南京杀害。两人因告密有功，被阎锡山加官晋爵，二人得“志”后，更加不遗余力为阎家没落王朝卖命。由于两人的叛卖行径，太原的战祸延长，民不聊生……太原解放后，两人被活捉。后经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检察处起诉后，戴炳南、仵德厚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0年。在白志沂、杨贞吉、续如辑、薄毓相反革命案中，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推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等暴政手段，对革命者和无辜群众进行大屠杀。当年曾有这样一首民谣广为流传：“兵农合一万户疏，三自传训鬼门关，水漫平川杀不绝，同仇敌忾捣蒋闫！”1949年8月23日娃娃王妃，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检察处将四犯向特别法庭提起公诉，四犯均被判处死刑。悠悠历史尽风华。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检察事业始终同党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有力保护、巩固革命成果，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这就是山西检察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