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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后辈更常见的委托人是老人自己。活跃在抖音上的写手韩萌，就是从老人身上捕捉到了需求。那是一年国庆节，韩萌受单位指派采访一位退休干部。韩萌的任务是了解老人对单位的贡献，但老人更想从青年甚至童年埋下的种子聊起。韩萌意识到我是特种兵2阿红，老人的一生经历了大时代的波澜，他的故事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当有人愿意倾听时，他乐意回溯总结，给自己一个交代。

“一个人在单位工作的经历，要放进他个人历史中来理解。”公众史学研究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陈新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任职期间我是特种兵2阿红，他曾受学校委托，抢救性挖掘85岁以上的老教授在校任职期间的事迹，以弥补校史文献的不足。然而，陈新很快发现，如果只是关心老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很难与老人建立信任。研究中心采访了几十位老教授，最终为每位老人都做了一本口述史。

丁满有意识地给委托他写作的老人作了分类。有的老人快退休了，知道单位要为他办一场欢送典礼，就想找人记录自己的一生，把回忆录作为资料保存在单位；还有的老人是为了增进儿女、子孙对自己的了解，以丁满在北京的房东为例，两位老人是北京一所高校的退休教授，孙辈出生、成长在海外，与老人交往甚少，老人希望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是怎样的人，便请丁满将他们一生的经历写成了20万字的回忆录。

韩萌告诉记者，目前回忆录出品没有标准可言。从业者的能力、审美差异很大，通过平台晒出的回忆录包装品质也千差万别。更难把控的是文本质量。通过比对从业者提供的回忆录文本我是特种兵2阿红，《中国新闻周刊》发现，一些回忆录偏重抒情胜于事实，将传主的个人经历传奇化，也有一些回忆录会更注重事实核查，力求将传主的口述与档案、公开历史资料互相印证，形成真实、可靠、准确的叙述。